从内容特征和审美特征来看，电视纪录片应该是社教专题片下面的一个类别。但在实际操作中，纪录片在拍摄周期、经费规模、拍摄细致程度等方面，与一般的社教专题片又很不相同；所以，在电视人眼中，纪录片常常被看作一个单独的类别。拍摄电视纪录片所要注意的问题，与社教专题片所要注意的问题相类似，一般的要求，可以参见“拍摄社教专题片需要注意些什么？”一节。除此之外，作为纪录片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以下两点值得强调：首先是题材的重要性。较之一般的社教专题片，题材对纪录片的意义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题材选择恰当，作品就成功了一半。纪录片中，又以人文类纪录片的比例最大，所以这里专就人文纪录片的题材提点建议。从比较成功的作品看来，人文类纪录片的题材大多具备人文内涵深厚、传奇性强、有故事性等三个特点。为了寻求能使观众感到震撼的“人文内涵深厚”的题材，纪录片编导有一个行业习惯，即喜欢在绝大多数现代都市观众（他们是纪录片观赏和评价的主流人群）所不熟悉的生活领域去寻求题材。本来，现代都市生活也有很深的人文内涵，但由于每时每刻各种现代新闻手段对都市生活信息的泛滥传播，已经使观众的神经麻木了；同时，都市生活里的种种物像景观，对都市人来说，作为观赏元素也丧失了新鲜感。于是，那些存在于偏远地域，与现代都市时空隔绝的人群的生活，便容易令现代都市观众感到陌生，蕴涵于那种生活之中的人文意义，更因此比较容易在电视片中获得充满新鲜感的图像表达，从而引起都市人群的关注。比如，纪录片编导津津乐道的所谓“人的艰难生存方式”这样的人文内涵，在生活于冰天雪地并生食海豹肉的因纽特人那里，就比较容易找到新鲜的图像表达元素，并能够较为容易地让都市观众理解。经典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就选取了这个题材并获得成功。获多项国际大奖的作品《平衡》（彭辉编导），聚焦的是为保护藏羚羊而在极其艰苦环境下工作的可可西里“野牦牛”动物护卫队的事迹。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自然环境的严酷、自然景观的苍凉、偷猎者的残忍，等等，赋予环境保护斗士们生命的悲壮。在这里，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生与死等主题，很容易被感知和表达。而那里与都市迥异的物像景观，也非常有利于唤起电视观众的视觉激情。我在当年参加该片策划的时候讲过，只要走进去，就成功了一半。摄制组的同仁们用他们艰苦的工作把作品推向了全面成功。综观纪录片的实践现状，至少在国内，编导们非常偏爱大多数现代人不熟悉的题材领域，有人概括为“幽、奇、险、怪”的题材领域。比如，王海兵的《深山船家》聚焦深山里最后的人力船运工的生活；梁碧波的《马班邮路》表现山区最后的马帮邮递员生活；等等。传奇性也是选择纪录片题材时经常被考量的一个因素。因为，上面说过，纪录片编导偏爱人们不熟悉的生活领域，但现代人真正感到陌生的生活领域是不多的。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以经历的新异性为视角去观照题材，那么，传奇性也就可以进入“不熟悉”的遴选视野了。梁碧波的《三节草》所关注的，是泸沽湖摩梭族王妃萧淑明从成都女中学生变为摩梭族王妃，既而成为神枪手，再而在文革遭受坎坷，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新生的传奇经历。这种包含传奇性的题材，除了其本身具备很强的观赏性以外，其中的主人公经历往往包含命运的无常、世事的沧桑等足以引发人们唏嘘慨叹的诗意要素，这足以令纪录片编导着迷。至于纪录片题材的故事性，是编导们在实际操作中所关注的一个因素。没有故事性的题材可否构成纪录片？回答是“当然可以构成纪录片”。但有故事性的纪录片更具有可看性。而纪录片的故事性主要来源于题材的故事性。纪录片的故事性不同于文艺作品中的故事性。文艺作品中的故事性是由作者创造的，其特征为“虚构”。而纪录片的故事性是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题材所包含的，它主要是一种“发现”而非虚构的产物。纪录片的故事性，其实就是一种为编导所发现、并通过适当安排而表现在节目中的、包含冲突和悬念的生活的动态演进。以表现某个处于发展初期的民族的生存状态为例，作者既可以静态地表现这个民族的服饰、居室、生产、习俗、文娱、宗教等等生活内容，也可以选择一户典型，通过他们的一次重大的狩猎活动，从表现其准备、出发、寻找、发现、追逐、射击、猎获、回归、庆贺、聚餐、祈祷、欢舞等多个环节,把上述因素贯穿在其间予以表现。前后两者的内容是接近的，但后者的观赏性显然要优于前者，这就是故事性的意义；而这后者故事性的获得，并不是编导凭空虚构的，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为编导所发现和表现罢了。这里要提到一个纪录片拍摄中不能回避的话题――“再现”。再现并不仅仅用于寻求纪录片的故事性，出于非故事性的表现目的也可能导致再现，但无可否认的是，当我们把故事性作为一部纪录片的要素予以考虑的时候，再现便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在纪录片拍摄的实际过程中，常常有为拍摄需要而按照生活原貌请当事人重新表现某些情景的情况。就连前面提到的《北方的纳努克》这样公认的经典，其中猎杀海豹的过程，也是用这种方式拍摄的。其中的主人公从冰窟窿里猎取的海豹，实际上是一头先前猎获而被放置在冰窟窿中的死海豹。后来的不少论者对作者的这种不得已的措施表示理解。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猎人肯定要打猎；但他们的具体斩获却又是随机的。当纪录片编导人员去表现猎人生活的时候，如果不作适当的再现处理，也许摄制组在猎户家中住上几个月甚至连一只兔子被捕获的场面也拍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出于节省经费的的考虑，也会促使编导去“再现”。当然，这种再现遵循如下原则：当事人的生存状态中原本就包含作为再现对象的生活内容，并且这种内容的确是以片子中所再现的那种方式存在的。如果再现的内容在生活中原本就没有，或虽然有但不是以片中的那种方式存在，而是由编导凭空杜撰的，那就违背了再现的原则而近乎谎言了。尽管有上述理由，但还是应该强调，由于目前对这一手法存在着争议，而真实又是纪录片最重要的片种特性，所以，我们对纪录片中再现手法的运用，仍然应该持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其次，重视审美创造。社教专题片就比较看重审美创造，而纪录片尤其如此。经常听得人说，纪录片较之一般的社教专题片，更有一种令人难忘的魅力。画面，常常有摄影作品的美感；解说，有散文般的色彩；音乐音响，常常能使人置身诗意的境界；而节奏，更包含着与观众心灵相通的起伏。农户炊烟，空山夕照，几声孤寂鸦聒，三两淳厚谣讴，让人蓦然体味深深的感动。这就是纪录片审美创造带来的美感享受。如果说，新闻专题片关注的是将事件或事实讲清楚，一般的社教专题片致力于用一定的审美手段来帮助人们接受事件或事实的叙述，那么，在纪录片中，叙述事件、事实与给人审美享受，便成为同等重要的工作。从一些成功的纪录片看来，艺术化的摄像，撩动心灵的解说，出于表现考虑的音乐，营造意境的音响，精心安排的节奏，等等，都是导致其成功的有机构成。《平衡》（彭辉）、《藏北人家》（王海兵）、《三节草》（梁碧波）等，无不如此。所以，如果你准备拍摄一部能称得上纪录片的电视片，你必须把上面提到的各个方面都予以精心考虑，并在各个环节按照审美的要求加以落实，然后在后期剪辑中牢记审美创造的使命，并最终把它们统一在你的成品中，从而，赋予你的作品以审美意义上的感动人心的品质。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
还有一个博客的，写的挺详细的，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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